甲申三世纪祭全文(郭沫若《甲申三世纪祭》)

甲申轮到他的第六个周期,本年是明朝消失的第第三百货周年龄念了。

明朝的消失刻意说并不好就规则在三世纪前的甲申。甲申季春十九日崇祯死难之后,再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体验了一十八年。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归正,尚且不算在内里。然而普遍史家的风气上是把甲申年觉得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无可无不行的工作。由于要限于明室来说吧,究竟上它久已丧失民意,不比及甲申年,早即是仅存情势的了,要就华夏来说吧,就在满清统制的二百六十年间从来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翻身搏斗从来都是没有遏止过的。

但是甲申年总不失为是一个犯得着祝贺的汗青年。范围洪大而体验持久的农夫疏通,在这一年使明朝最独裁的王权统制解体了,而因为各类的缺点却悲惨换了外族的入主,群众的热泪更潜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不管还好吗说也是犯得着咱们余味的事。

在历代改朝换帝的功夫,灭亡的君主常常是被人指责的。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不同,他很赢得后裔的恻隐。即是李自成登极诏内里也说:“君非甚暗,独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不必说也即是“君非灭亡之君,臣皆灭亡之臣”的雅化了。本来崇祯这位天子倒是很有题目的。他似乎是很想成器,但是他的方法一直是沿走着缺点的路途,他在初登基的功夫,已经表现了他的“当机专断”,取消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灿烂的功夫。但一转瞬间仍旧依附阉人,对于军国民代表大会事的处置,枢要员物的起落,时当是朝四暮三,听信妄断。十七年不许算是急促的功夫,但只瞥见他即日在削籍重臣,来日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师都伯仲无所措。对于老人民呢?固然反复鄙人罪己诏,申诉爱民,但都是实惠而实不至。明史品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刻薄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这个结论确是一点也不刻薄的。

天然崇祯的幸运也简直太坏,承万历上天的启示之后做了天子,里面已陈腐不胜,东北的边患又仍旧养成,而在这上头越发以年年纪岁差不离到处都是大旱、蝗灾,二年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其时陕西的灾情报告得甚为精细,即是此刻读起来,都感触有点令人毛骨悚然: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苦焦。八暮秋间,民争采山野蓬草而食。其糙类糠皮,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小阳春此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觉得食,无可稍缓其死。迨年末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心于食石而死者,始联合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劫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有殓埋之处,每天必弃一二婴孩于个中。有号泣者,有呼其双亲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终身,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幼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迹踪。后见门外之人,析甲骨觉得薪,煮人肉觉得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难免数遥远面貌赤肿内发炎热而死矣。所以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足够,而数里除外不迭掩者,又不知其几何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以是遍于秦中也。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馑至格外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次,盗贼至格外之极,而饥馑则稍次之。(见《明季北略》卷五)

这简直是很有汗青价格的文件,很扼本地说领会明末的所谓流寇的发源,同隸延安府籍的李自成和张献忠辈即是在如许的景象之下先后起来了的。

饥馑固然是重要,但也并不是没有本领救急。饥馑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一上面有不甘心饿死逼上梁山的人,而在另一上面也有不许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质积聚者。纵然政事是开通的,那么挹彼注此,损足够以补不及,尽不妨用人工来和灾荒对抗,但是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仍旧充满证明:不管是饥馑或盗贼,究竟上都是政事所促进的。

这层在崇祯帝本人也很领会,十年闰四月份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又说得如许的痛切呀: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交易。催赋税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以至仍旧蠲免亦悖旨横征,馋议缮修,伺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当殊食,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大肆。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走样,枢纽之毁誉颠倒。又如动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官灭弃防维,肆侵凌于故乡。纳地痞为帮凶,受奸民之投献。不肖仕宦,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结。嗟此小民,谁能安居!(《明季北略》卷十三)

这虽不是崇祯帝本人的手笔,但老是过程他承认后的作品,并且惟有在他的表面下才勇于有如许的作品。作品简直是很好的。但对于其时政事的陈腐看法得既已如许领会,干什么不加以完全的变革呢?要说是没有人想出方法来吧,本来就在这下罪己诏的前一年(崇祯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十分有理的方法,但是却遭了大学士们的阻碍,便寝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工作:

四月份,武生李王进奏政事在足国,请搜括臣家助饷。大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不听。士升上言曰:“比者借端亻幸进,实繁有徒。而李王进者乃倡为缙绅大富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衰世乱政,而敢陈于伟人之前,小丑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合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穷人家常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怨恨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议一倡,流亡地痞之徒,相率而与富家对立,大乱自此始矣。”已而温体仁之上欲通言路,竟改拟,上仍切责士升,以密勿重臣,却欲要誉,放之已足,毋甯汲汲。……

这位李王进,在《明亡述略》动作李琏,言“李琏者,江南武生也,上书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大学士钱士升加以批驳”如此。这位武生本来倒是很有政事的思维,怅然他所上的“书”全文不看来,照钱士升的驳议可见,鲜明的他恨“富者合并小民”,而“以兵荒之故怨恨富家”。这看法倒是格外精确的,但其时普遍的士医生都偏袒钱士升。钱受“切责”相反赢得恻隐,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觉得“辅臣然而偶因一事代世界请命”。他所代的世界岂不不过富家的世界,所请的命岂不不过富家的命吗?仍旧亡了国了,而着述《明季北略》与《明亡述略》的人,仍旧也仍旧恻隐钱士升的。但也好在有她们这一片恻隐,连带着使武生的议论还能有这一些的生存,直到此刻。

“搜括臣宰”的手段,在李武生的原书,大概不只限于“助饷”吧。由于既言到兵与荒,则除足兵除外尚须救荒。流民解围,兵食有着,寇乱不会曼延。贯串明朝鼎力以周旋胡虏,满清入主的惨局也不会展示了。但是大学士批驳,大天子抛弃,小武生仅落得保存领袖罢了。看崇祯“切责士升”,浅识者大概会觉得他很有志于接收李武生的进言,但本来做天子的也然而采用的另一种“要誉”办法,“放之已足”罢了。

崇祯帝,公平川评介起来,简直是一位格外“汲汲”的“要誉”大师。他是最爱下罪己诏的,也常常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摆脱北京的功夫,却创造皇库扃钥仍旧,其“现有镇库金积年不必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五)。皇家毕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如许大的积余,如能为世界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不妨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但是究竟是叫文臣做作品简单,而叫皇库出资艰巨,阻挡情的灾荒却又好象蓄意恶作剧的一律,顽强地和要誉者狡猾。

所谓流寇,是以大旱为近所以爆发的,在崇祯元二年间便已蹶起了。到李自成和张献忠执牛耳的期间,仍旧有了十年的汗青。流寇都是逼上梁山的饥民,那些没有受过演练的乌合之众,在初,固然抵然而军官和士兵,就在奸骗抢劫、燃烧格斗的一点上比起其时的军官和士兵来更是大有愧色的。十六年,当李、张仍旧势成燎原的功夫,崇祯帝常常召对群臣,马世奇的《廷对》最有道理:

今闯、献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非附闯也,苦兵也。一苦于杨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故乡。再苦于宋一鹤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全保卫其身命矣。贼知民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偶尔愚民被欺,把风降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本来贼何能破全州县,全州县自甘愿从贼耳。故暂时胜着,须从整理民心始。整理民心,须从督抚镇将牵制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北略》卷十九)

这也简直是一篇极有价格的汗青文件,《明史马世奇传》竟把它的重心删削了。其时的宫廷是在用兵剿寇口口网,而其时的民间却是在望寇“剿兵”。在这剿的竞赛上开始寇是剿然而兵的,但是有一点占了一致的上风,便是寇比兵多,究竟上也即是民比兵多。在十年的过程傍边,杀了不少的寇,但却减少了多数的寇,寇在此剿中也慢慢遭到了演练,不管是在策略上或政略上。官家在征比搜括,寇家在散财发粮,战役力也慢慢是非易位了。到了十六年再来喊“整理民心”,本来仍旧迟了,而迟到了这时候,却仍旧没有从事“整理”。

李自成的为人,在实质上和张献忠不大沟通,即是官书的《明史》都赞美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看他的很能收揽民意,礼贤下士,而又能敢作敢为的那从来风格,和刘邦、朱元璋辈起于草野的豪杰们比拟一下,很有过之而无不迭的风格。天然也是繁重成全了他。他在初举事的十几年间,不过高迎样部属的一支别动队罢了。时胜时败,连计划寻短见都有过好几次,更加在崇祯十一二年间是他最危厄的功夫。直到十三年,在他才来了一个希望,此后饱经风霜,便使他陷北京,覆明室,简直实行了他的“大顺朝”的统制。

这一个希望也是因为大灾害所促进的。

自成在十一年大北于梓潼之后,仅偕十八骑溃围而出,湮没于商洛山中。在这时候张献忠已降服于熊文灿的麾下。待到第二年张献忠回复古情,自成赶到谷城(湖北西北境)去投靠他,几乎儿遭了张的暗害,弄得一部分骑着骡子逃脱了。接着自成又被军官和士兵包围在巴西鱼腹诸山中,逼得简直吊颈,但他仍旧从重围中轻骑逃出,过程郧县、均县等场合,逃入了河南。这仍旧是十三年的事。在这时候河南继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的蝗旱之后,又来一次蝗旱,闹到“人相食,豆根俱尽,土寇并起”(《烈皇小识》)。但就要说真的没有米谷吗?纵然是那么,那就没有“土寇”了。“土寇”之以是并起,是由于没有款项去掉换昂贵的米谷,而又不甘愿饿死,便只好用人命去掉换罢了。“斗谷万钱,饥民从自成者数万”(《明史李自成传》),就如许李自成便又百折不挠了。

甲申三世纪祭全文(郭沫若《甲申三世纪祭》) 第1张

这边是李自成权力上的一个希望,而在风格上也来了一个划功夫的变换。十三年后的李自成与十三年前的不甚沟通,与其余流寇领袖们也大有悬异。上引马世奇的廷对,是绝好的表明,权力的变化固因为普遍饥民之加入,而风格的变化在百般汗青上是觉得因为一位“杞县举人李信”的加入。这部分在《李自成传》和其余的文件差不离都是以恻隐的作风被报告着的,想来不会确定是由于他是念书人罢。同样的念书人随着自成的很不少,但是却没有受着同样的恻隐的。我此刻且把《李自成传》上所附见的李信入伙的遗迹节录鄙人边。

杞县举人李信者,逆案中尚书李精白子也。尝出粟赈饥民,民德之。曰:“李令郎活我”。会绳伎红娘子反,掳信,强屈尊焉。信逃归。官觉得贼,囚院中。红娘子来救,饥民应之,共救信。

卢氏举人牛太白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军,为主谋。潜归,事泄,坐斩;已,得末减。

二人皆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曰岩。太白星又荐卜者宋献策,长征三号尺余。上谶记云:“十八子当主神器”,自成大悦。

岩因说曰:“欲取世界以民心为本,请勿杀人,收世界心”。自成从之,杀戮为减。又散所掠财物赈饥民,民受饷者不辨岩、自成也。杂呼曰:“李令郎活我”。岩复诽谤词曰:“迎闯王,不纳粮”,使童子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

这节笔墨报告在十三年与十四年之间,在明史的纂述者大概觉得李、牛、宋之归自成是同在十三年。《明亡述略》的作家也同此看法,此书大概即为《明史》所本。

当是时(十三年)渭南京大学旱,其饥民多从自成。举人李信、牛太白星即于此时归,后卜者宋献策陈图识,言“十八子当主神器”,李信因说自成,曰:“欲取世界以民心为本,请勿杀人,以收世界心。”自成大悦,命改名为岩,甚断定之。

但是牛、宋的归自成本来是在十四年四月份,《烈皇小识》和《明季北略》,报告得较为精细。《烈皇小识》是如许报告着的:

十四年四月份,自成屯卢氏。卢氏举人牛太白星来归。又荐卜者宋献策,献策长生气三尺。见自成,首陈图谶云:“十八孩儿兑上坐,当从陕西以得世界。”自成大喜,奉为智囊。

《明季北略》另述得更精细,卷十七《牛宋投归自成》条下云:

在辛巳(十四年)四月份河南卢氏县举人牛太白星,因有罪,贬边防。李岩荐其有本领,太白星遂归自成。自成以女妻之,授以右相。或云:“太白星上天的启示丁卯举人,与岩同庚,故荐之。”太白星引故知刘宗敏为将领,又荐警卫宋献策,献策,河南永城人,善卜天数。初见自成,即出一数进曰:“十八孩儿当主神器。”自成大喜,拜智囊。献策面狭而长,身生气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收支以杖自扶。群呼为“宋孩儿。”一云浙人,精于六壬奇门遁法及图谶诸卜学。自成信之如神。余如拔贡顾君恩等亦归自成,贼之爪牙益众矣。”

牛、宋归自成之岁月与《烈皇小识》所述同,宋出牛荐,牛出李荐,则李之入伙自当在宋之前。惟对于李岩入伙,《北略》叙在崇祯十年,不免为时过早。

“李岩,开封府人。上天的启示七年甲卯孝廉,有文武才。李牟,庠士。进士。世称岩为“李令郎”。家富而豪,好施尚义。

时频年旱饥,邑令宋某催科不息,人民苦之。岩进言:劝宋暂休徵比,想法救济。宋令曰:“杨阁部(按指兵部杨嗣昌)飞檄雨下,若不徵比,将何故应?至于救济饥民,我县赋税缺乏,止有分配首富耳。”岩退,捐米二百余石。地痞子闻之,遂纠众数十人哗于当室,引李令郎为例。不从,即焚掠。有力者求令出示遏止,宋乃不悦岩,即发牒传谕:“速速翻身,各图心理,不许借名求赈,恃众威胁,如违,即系乱民,严拿究罪。”饥民击碎令牌。聚集署前,大呼曰:“我吾侪无米终须饿死,不如共掠。”

宋令急邀岩来议。岩曰:“速谕暂免征催,并劝富室出米,跌价官粜,则乱可及止也”。宋从之。众曰:“吾等姑去,如无米,常再来耳。”宋闻之而惧,谓岩发粟市恩,以至众叛,倘将来复至,其奈之何?遂申诉按察司云:“举人李岩居心叵测,私散家庭财产,拉拢众心,以图大力。打差辱官,阻挡比拟。恐滋蔓难图,祸生意外,乞申抚按,以戢奸宄,以靖场合。”按察司据县申文抚按,即批宋密拿李岩拘捕,毋得轻纵。宋遂拘李岩入狱。

人民共怒曰:“为我而累李令郎,忍乎?”群赴县杀宋,劫岩出狱。重新违法犯罪具释,堆栈一空。岩请众曰:“汝等救我,诚为厚谊。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归李闯王,不妨免祸而致高贵。”众从之。岩遣弟牟率家先行,随一炬而去。城遏止余衙役数十人及住户二第三百货罢了。

岩走自成,却劝假行仁义,禁兵淫杀,收民心以图大事。自成深然之。岩复荐同庚牛太白星,归者甚众,自成兵势益强。岩遣党伪为商贾,广布谎言,称自成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不纳粮。愚民信之,恐怕自成不至,把风思降矣。

予幼时闻贼信急,咸云:“李令郎乱”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主,世迟疑即李令郎,而不知李令郎乃李岩也。故详志之。

这是卷十三《李岩归自成》条下所述,凡第十三卷所述均崇祯十年纪,在作家自以李岩之归自成是在这一年了。但既言“频年旱饥”,与十年情势不投合。宋令所称“杨阁部飞檄雨下”亦当在杨嗣昌于十二年小阳春“督师讨贼”此后。至其卷二十三《李岩作劝赈歌》条下云:

李岩劝总(宋)令出谕停征:崇祯八年七朔望四日事。又作《劝赈歌》,各家劝勉救济,歌曰:“年来蝗旱苦一再,嚼啮秧苗岁不登。米价升腾多数倍,人民到处不聊生。草根树皮权充腹,后代呱呱相向哭。釜甑尘飞炊烟绝,数日难求一餐粥。官厅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不幸残喘存透气,精神先归泉壤埋。骷髅到处积如山,业重忧伤饥饿关。能不教人头行泪,泪洒还成点血斑?劝告富家同救济,太仓一粒恩无既。枯骨重视教育得复活,好生一念感天下。天下忘我佑好人,好人德厚福长臻。助贫救乏贡献大,德厚流光裕后代”。

看这开首一句“年来蝗旱苦一再”,便仍旧充溢地展现了大作的岁月。河南蝗旱始于十年,接着十一年、十二年、十三每年平均蝗旱并发,八年往日,河南并无蝗旱的记录。所以所谓“崇祯八年”决然是缺点,据我悬想,大概是“庚辰年”的蠹蚀坏口口网字,由抄者以意补成的吧。劝宋令劝赈既在庚辰年七朔望四,下狱清闲后来,被红娘子饥民的劫救,更从而与自成共同,自当得在小阳春安排了。同书卷十六《李自成败而复》一条下云:“庚辰(十三年)十仲春自成攻永甯陷之。杀万安王朱[],连破四十八寨,遂陷阳,众至数十万。李岩为之谋主。贼每剽掠所获,救急饥民,故所至威势益盛”。在十三年终,李岩在做自成的谋主,这倒是大概的事。

李岩无疑早即是恻隐于“流寇”的人,咱们单从这《劝赈歌》内里便不妨看出他的思维目标。开始犯得着提防的是他说到“官厅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而却没有说到其时的“寇贼”还好吗还好吗。他这歌是拿去“各家劝勉”的。受了骂的那些官厅豪家的虎豹虎豹,确定是忍耐不了,宋令要申诉他“居心叵测”,确定也是已经把这歌拿去做了供词的。

红娘子的一段插嘴最为动听,但怅然除《明史》除外暂时尚无考见。迩来得见一种《剿闯小史》是乾隆年间的抄本,不久将由说文社印行。那是一种小说本的演义,共十卷,一发端便写“李令郎民变聚众”,结果是写到“吴平西孤忠受封拜”为止的。作家对于李岩也颇恻隐,所叙遗迹和《明季北略》邻近,有些场合据我可见这是《北略》剽窃了它。《小史》本系稗官演义,不确定全据究竟,但如红娘子的故事是极好的演义资料,而《小史》中也没有提到。《明史》自必确有按照,怅然暂时书少,无从考察出其余材料罢了。

其次乾隆年间董恒岩所写的《芝龛记》,以秦良玉和沈云英为主人翁的院本,个中的第四十出《私奔》也处置着李、牛奔自成的故事。这位作家却不免太忍心,竟把李岩动作小丑,红娘子动作丑婆子。李岩的“出粟赈饥”,被证明为“勉作散财之举,聊博好义之名”,信史所不敢加以诽谤的事,由私人的生造,歪解得不可名器了。但作家所据也不过《李自成传》,把牛、李入伙写在一道。又写牛太白星携女同逃,此女后为李自成妻,更是实足扯谈。牛太白星归自成时,有他儿子生员牛诠同业,倒是究竟,看来作家是连《甲申传信录》都没有参考过的。至《北略》所言自成以女妻太白星,亦不确凿。盖自成其时年仅三十四岁,该当比太白星还要年青,以女妻牛诠,倒有大概。

李岩自己固然有“好施尚义”的天性,但他并不甘愿背叛倒也是同样领会的究竟。你看,红娘子那么爱他,“强屈尊焉”了,而他终竟逃脱了,不是他在初还不肯甘愿放下他举人令郎的身份的证明吗?他在指责仕宦,指责豪家,诉求县令休憩征比,开仓赈饥,比起上述的江南武生李王进上书搜括助饷的看法要平静得多。崇祯御宇仍旧十三年了,每天都说在奋发图强,而征比讹诈仍旧加在小民身上,竟有那么费解的县令,那么费解的巡按,袒庇豪家,把一位刻意在“公忠体国”的善人和多数残喘仅存的饥民都逼成了“匪贼”。这还不够证明崇祯毕竟是在还好吗奋发图强的吗?这然而是所有明末社会的一个限制的反应罢了。明朝统制之当得推翻,崇祯帝简直不许说毫无负担。

但李岩终竟被逼上了梁山。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夫革运气动才走上了正规,这边是有汗青的必定性,由于既有大量饥饿农夫加入了,风格天然不许不变换,但也有点所谓云龙风虎的效率在内里,是不是否认的。其时的“流寇”领袖并不止自成一人,李岩不投靠张献忠、罗汝才之流,而却归服自成,倒不确定《剿闯小史》所遁辞于李岩所说的“今闯王昌盛,此刻本省邻府”的原故。《北略》卷二十三叙有一段“李岩归自成”时的对话,固然有点象旧戏中的科白,想亦不尽子虚。

岩初见自成,自成礼之。

岩曰:“久钦帐下宏猷,岩恨谒见之晚。”

自成曰:“草野愚笨,自惭菲德,乃承不远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

岩曰:“将领恩惠在人,莫不怅然激动。是以谨率众数千,愿效先驱。”自成曰:“左右龙虎鸿韬,英宏大略,必能与孤共图义举,创业开基者也。”遂相得甚欢。”

二李相会,写得大有豪杰识豪杰,惺惺惜惺惺之概。固然在辞句间确定难免加些化妆,而两人都有知人之明,在岩要算是明珠并非暗投,在自成却真乃蛟龙得水,倒也并非违反究竟。在李岩入伙之后,接着便有牛太白星、宋献策、刘宗敏、顾君恩等的加入,这几位都是闯王部属的重要角色,此后设官礼治,守土不流,局面便截然不同了。十足筹备自不会都出于李岩,但,李岩总不失为一个触媒,一个引线,一个黄金台上的郭隗吧。《北略》卷二十三记“李岩劝自成假行仁义”,比《明史》及其余更为精细。

“自成既定于官,即令谷大成、祖有光等率众十万攻取河南。

李岩进曰:“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此刻廷失掉政权,然先世恩惠在民已久,近缘岁饥赋重,官贪吏猾,是以人民如陷汤火,地方思乱。我等普收民意,广行仁义。宣称大兵四处,开闸投降者耕市不惊。在任好官,仍前任事。酷虐群众者,即行杀头。一年赋税,比原额只征一半,则人民自乐服矣。”自成悉从之。

岩乃遣党作商贾,四出传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编标语使赤子歌曰:“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又云:“朝求升,暮求合,迩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闸拜闯王,管束巨细都欣喜。”

时比年饥旱,官厅复酷刑厚敛。一闻儿歌,咸望李令郎至矣。其父精白尚书也,故旧呼岩为“李令郎”。

巡抚尚书李精白,其名见《明史崔呈秀传》,乃崇祯初年所定逆案中“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第一百货商店二十九丹田之一。他和客、魏“交结”的精细景象不明。明末派别之见甚深,而崇祯本人也即是自食其力的能手。取消客、魏和她们的亲信帮凶纵然是该当的,但政事不从基础上去廓清,确定要接收表里臣工数百人而尽纳诸“逆”中,而本人却仍旧倚恃近侍,明显是不对原因的事。而李岩在《芝龛记》中即因父属“逆案”乃更蒙生造,这杀戮堪称罪及九族了。

李岩既与自成共同,可提防的是他固然是举人,而所任的却是武职。他被任为“制将领”。史家说他“有文武才”,倒犹如确是究竟。他毕竟立过些什么战功,打过些什么痛快的硬战,汗青上没有记录。但他对于传播处事做得更加高超,把军事与群众打成了一片,却是有笔共书的,自十三年此后至自成入北京,三四年间固然也有过几次大战,如围开封、破潼关几役,但大概都是“所至风行”。可知李岩的善揽民心,分割军官和士兵的传播,确切不移地是收了很大功效。

然而其余有一件工作也犯得着提防,便是李岩在牛太白星介入了此后犹如已不被格外关心。牛本李岩所荐引,被拜为“天佑阁大学士”,官居丞相之职,太白星所荐引的宋献策被倚为“建国大智囊”,又所荐引的刘宗敏任一品的权将领,而李岩的制将领,不过二品。(此品秩系据《北略》,《甲申传信录》则谓,“二品为副权将领,三品为制将领,四品为果毅将领”如此。)看这报酬明显是有亲有疏的。

对于刘宗敏的根源有各类讲法,据上引《北略》觉得是牛太白星的“故知”,他的介入是由牛太白星的引见,并觉得“山意大利人”(见卷二十三《宋献策及群贼归自成》条下)。《甲申传信录》则谓“攻荆楚,得伪将刘宗敏”(见《沙场裹革》,《李闯纠众》条下)。而《明史李自成传》却觉得:刘宗敏者蓝田锻工也,其归附在牛、李之前。自成腹背受敌于巴西鱼腹山中时,二人曾共灾害,竟至杀妻相从。但《明史》害怕是缺点了的。《北略》卷五《李自成反抗》卷下引:

一云:自成多力善射,少与衙卒李固,铁业刘敏政结好,暴于故乡。后随众作贼,其兵尝云:我王原是个打铁的。

以刘宗敏为锻工,害怕即是因为有这位“铁业刘敏政”而致错(假设《北略》不是讹迹字)。由于姓既沟通,名同一字,是很简单惹起误解的。

刘宗敏是自成部属的第一员骁将,位阶既崇,兵权最重。自入京此后遗迹可见,自成对于他的依附是不亚于牛太白星的。文臣以牛太白星带头,武臣以刘宗敏带头,她们不妨说是自成的安排二膀。但终竟误了大事的,重要的也即是这两位权威。

自成善骑射,能弹无虚发,他本人在十有年的实地体味中也赢得了十分特出的策略。《明史》赞美他“善攻”,固然不会是谄媚了。他的军法也很严。比方:“将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浑家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军止,即较骑射。夜四鼓蓐食以听令。”以至“马腾入田苗者斩”(《明史 李传》)。真不妨说是极其的顺序之师。其余书上也说“将令有犯淫劫者登时枭磔,或割掌,或割势”(《甲申传信录》),庄重的水平简直是很可观的。自成本人更不妨事必躬亲。他不好色,不喝酒,不贪多利,并且格外俭朴。当他进北京的功夫,是毡笠缥衣,乘乌驳马(本传);在京殿上觐见百官的功夫,“戴尖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蹑革沓靴”(《北略》卷二十);他亲身领兵去保卫吴三桂和满洲兵的功夫,是“绒帽蓝布箭衣”(《甲申传信录》),而在他仍旧称孤道寡,退出北京的功夫,“仍穿箭衣,但多一黄盖”《北略》)。这固然仅是四十天以内的事,而是翻天覆地的四十天。客观上的变革纵然是还好吗激烈,而他的装束却涓滴也没有变革。史称他“与其下共甘苦”,看来也并不是不简直的景象。最风趣确当他在崇祯九年还没有格外得宠的功夫,“西掠米脂,呼知县边大绶曰:‘此吾故土也,勿虐我长辈。’遗之金,令修文庙”(《李自成传》)。十六年霸占了西安,他本人仍旧“每三日亲赴教场校射”(同上)。这风格也简直非同小可。他之以是不妨获得民意,获得不少的人才归附,看来也决不是偶尔的了。

在如许的人物和风格之下,权力天然会日见减少,而实行到世界无敌的局面。在十四、十五两年间把河南、湖北简直十足收入掌中之后,自成遵守了顾君恩的划策,进犯窥探关中,毕竟在十六年小阳春攻破潼关,使孙传庭断送了。弹指之间,全陕披靡。十七年仲春发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没三天本领便把北都城打下了。这军事,真如有不堪一击的急风暴雨的力气。天然,假设从所有的疏通汗青来看,体验了十六七年才到达这结果的阶段,要说难也未曾不是难,但在到达这结果阶段的渐变上,有类于河堤分割,系由年深月久的浸蚀而溃迸,要说简单也简直显得太简单了。在过短的功夫之内赢得了过大的胜利,这却使自成以次如牛太白星、刘宗敏之流犹如都沉醉了过度的沉醉去了。进了北京此后,自成便进了王宫。丞相牛太白星所忙的是筹措登位大典,罗致弟子,开科推举;将领刘宗敏所忙的是夹拶降官,搜括赃款,酷刑杀人,纷繁然,昏昏然,大师都像觉得世界就仍旧宁靖了的一律。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她们犹如全不留心。山嘉峪关只是派了几千兵去坐镇,而几十万的兵士却屯积在都城内里享乐。纵然平常的将令是还好吗严,在大师都沉醉了的功夫,竟弄得刘将领“杀人无虚日,大概兵丁抢劫民财者也”(《甲申传信录》)了。并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探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北略》卷二十《吴三桂请兵始略》);固然获得了陈圆圆,而毕竟把吴三桂逼反了的,却也即是这位刘将领。这联系简直是并非浅鲜。

在过度的成功沉醉傍边,但也有一二位醒悟的人,而李岩便是这个中的一个。《剿闯小史》是比拟恻隐李岩的,对于李岩的动态时有报告。迄“贼将二十余人皆领兵在京,横行惨虐。惟制将领李岩、弘将领李牟伯仲二人,不喜声色。部属戎马三千,俱屯扎城外,只带家丁三十四名伴随,并不在外惹事。人民受他贼害者,闻其公明,往赴禀,颇为申究。凡贼兵闻李将领名,便稍抑制。岩每出私行,即考察民间情弊。如遇委屈必予安慰。每劝闯贼申禁官兵,宽恤民众力量,以收民心。闯贼绝不留心。”

这所述的大约也是究竟吧。最重要的是他曾谏自成四事,《小史》报告到,《北略》也有记录,实质大概沟通,兹录从《北略》。

制将领李岩上书谏贼四事,其略曰:

一、扫台湾清华大学内后,请主上退居公厂。等待工作当局建造洒扫,礼当局择日率百官迎进大内。次议登极大礼,选定吉期,先命礼当局定仪制,领示群臣演礼。

一、文吏追贼,除死难归降外,宜分三等。有腐败者发刑官严追,尽产入官。抗议不降者,刑官追贼既完,仍定其罪。其正直者免予刑事处分,听其自输助饷。

一、各营兵即需敕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派出勤。今主上方登大宝,愿以尧舜之仁自爱其身,即以尧舜之德爱及世界。都城人民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十足军兵不宜借住公房,恐失民望。

一、吴镇(改编“各镇”,据《小史》改,下同)出兵报仇,边报甚急。国不行一日无君,今择吉已定,官民巴望登极,若大旱之望云霓。主上不用出兵,但遣官媾和吴镇、许以侯封吴镇爷儿俩,仍以泱泱大国封明皇太子,令其奉祀宗庙,俾世世朝贡与国同休,则一统之基可成,而千载之乱可息矣。

自看法疏,不甚喜,既批疏曰“领会了”,并不行。

后两项犹如更加要害:一是平静军纪的题目,一是用政略处置吴三桂的题目。他上书的意旨犹如是对准着刘宗敏的作风而说:刘非刑官,而他的追贼也是事不分巨细轻重,固然为整理军纪“杀人无虚日”,而军纪几丧失了凡是的程序,更加是他绑吴襄而探求陈圆圆,拷掠酷甚的刑律,简直是太不通政略了。厥后波折的大缺点也就爆发在这边,足见李岩的看法毕竟是有些过人的场合的。

《剿闯小史》还载有李岩入京后的几段故事,简直地展现他和牛、刘辈的风格真实是有些各别。第一件是他养护张皇太后的事。

张皇太后,河南人。知先帝已崩,将上吊,贼众已入。伪将领李岩亦河南人,入宫见之,知是皇太后,戒众不得侵吞。随差贼兵同大众以肩舆送归其母家。至是,又缢死。

这张皇太后据《明史后传》说是河南祥符县人,她是上天的启示帝的王后,崇祯帝的皇嫂,所谓懿安后或懿安王后的便是。她具备“忠正”的天性,与魏忠贤和客氏对抗,崇祯得承大统都是出于她的力气。其余贺宿有《懿安后事略》,又纪昀有《明懿安王后传闻》。暂时手中无书,无从引用。

第二件是派兵保护刘理顺的事:

榜眼刘理顺,闻有令旗传试,闭门不应,具酒题诗。妻妾关门殉节。少顷,贼兵持令旗至,数十人踵其门。曰:此吾河南杞县乡绅也,居家极善,里人无不颂其德者。奉李令郎将令正来保护,以报厚德。不虞早已合家尽节矣。”乃下马罗拜,恸哭而去。

《北略》有《刘理顺传》载其一生遗迹甚详,暮年中榜眼(崇祯七年),死时年六十三岁。亦载李岩派兵保护事,《明史》《刘理顺传》则仅言“群盗多中州人,人唁曰:‘此吾乡杞县刘榜眼也,居乡厚德,何遽死!’罗拜号泣而去。”李岩保护的一节却被扼杀了。这恰是所谓“史笔”,纵然让“盗”或“贼”附骥尾而名益显的功夫,岂不蹩脚!

第三是一件仗义执言的事:

河南有廪生周某,与故乡范孝廉后代姻家。孝廉以癸未下第,在京候选,日久资斧罄然。值贼兵围城,米珠薪桂,孝廉邑邑成疾。及城陷驾崩,闻姻家周某以废物贿王旗鼓,求选为职,孝廉遂一闷而死。其子绵软殡殓,泣告于岳翁周某。某指责之,且悔其婚事。贼将制将领李岩缉知,缚周某于营房,鞭挞三日而死。

如许的事是不会上信史的,然毫无疑义不会是编造。可见李岩也是在“鞭挞”人,但他所“鞭挞”的是为富不仁的人,并且不是以敛钱为手段。

他和智囊宋献策的看法比拟逼近些。《小史》有一段宋、李两人品味明政和释教的话极有道理,足以考见她们两人的思维,同样的话亦为《北略》所收录,但笔墨多散佚,不迭《小史》完备。今从《小史》节录:

伪智囊宋侏儒同制将领李岩私步长安门外,见先帝柩前有二和尚在旁诵经,我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呵马过程。

岩谓宋曰:“何故乌纱帽反不如僧人?”

宋曰:“彼等乌纱帽原是陋品,非僧人之品能超于若辈也。”

岩曰:“明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会试而廷试,而后摄政候选,堪称庄重之至矣。何故国度有事,报国者不许多见也?”

宋曰:“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历。是以国破家亡,鲜见忠义。满朝公卿谁不享宫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皆各思自我保护。”其新进者盖曰:“我功名实非简单,二十年灯窗劳累,才赢得一乌纱帽上顶。一事未成,岂有即死之理?”此制科之不得人也。而旧任老臣又曰:“我官居极品,亦非简单。二十年宦途提防,方获得这位置,重臣非止一人,我即独死有害。”此资历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谓功名是自家挣来的,以是全无保护宫廷之意,难怪其弃往事新,漫不关系也。看来如许用人,原不显宫廷待士之恩,乃欲责其报效,不亦愚哉,期间更有势力之家,以情而进者,性成骄傲,一味贪痴,不知孝弟,焉能忠烈?又有富人之族,从夤缘而进者,既费白镪,思权子母,未习作品,焉知忠义。此尔来取士之大弊也。当事者若能去其弊而革其政,则朝无亻位,而野无遗贤矣。”

岩曰:“适见和尚还礼旧主,足见其良知未泯,然而释教亦足当崇欤?”

宋曰:“释氏本夷狄之裔,外族之教,邪说诬民,充溢仁义。不惟愚夫俗子惑于其术,以至学士医生亦皆尊其教而趋习之。偶有愤恨,则甘被剃而避利害;忽值灾害,则入佛门而忘君父。森林宝刹之区,悉为藏奸纳叛之薮。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平民而抗贵爵,以异端而淆政治教育。惰慢之风,莫此为甚!若说诵经有益,则十万火急之时,何不诵经退敌?若云禅忏功勋,则君死社稷之日,何不禅忏延年?此释教之差错无稽,而徒费人民之脂膏以奉之也。故寓人其人而火其书,驱世界之游惰而惜世界之财费,则国用自足而野无游民矣。”

岩大觉得是,遂与宋成莫逆之交。

当牛太白星和宋企郊辈正在期考举人的功夫,而宋献策、李岩两人却在阻碍制科。这商量是否稗官演义的作家所假托的,不得而知,但纵然动作假托,而作家托之于献策与李岩,起码对两人的行事和看法上该当多罕见些按照。宋献策这位策士固然被规则的史家把他充溢卡通化了,说他象山公,又说他象像鬼。——“宋献策面如猿猴”,“宋献策面狭而长,身生气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收支以杖自扶,军中呼为宋孩儿”,俱见《北略》。通水文,解图谶,写得颇有点诡秘莫测,但本来这人是很有点原因的。《甲申传信录》载有下列事变:

“甲申四月份月朔日,为智囊宋献策奏事……天象惨烈,日色无光,亟应停刑。”

接着在初九日又载:

是时闯就宗敏署议事,见伪署中三院,每夹百余人,有悲叹者,有不许悲叹者,惨不堪状。因问宗敏,并追询之,敏以数对。闯曰:天象示警。宋智囊言当省狱。此辈囚久,宜商量放之。敏诺,越日不管输钱多寡,尽释之。

据这事可见,宋献策明显是看不惯牛太白星、刘宗敏诸人的动作,故而一上面私作讥评,一上面又借天象示警,觉得进言的简单。他的动作阴阳生的模样展示,怕也不过一种烟柱吧。

李自本钱不是一意孤行的人,他对于明室的报酬也特殊款待。在未入北京前,诸王归附者多受封。在入北京后,帝与后也获得礼殡,皇太子和永、定二王也并未遭屠戮,当他入宫时,瞥见长郡主被崇祯砍得濒死,闷倒在地,还会感慨说道:“上太忍,令扶还账宫保养”(《甲申传信录》)他很能归入善言,并且凡是所采用的仍旧群言堂式的和议制。《北略》二十载:“内官降贼者自宫中出,皆云,李贼虽带头,然总有二十余人,俱对抗不相下,凡事皆众同谋之。”这确是很要害的一项史料。据此咱们不妨领会,厥后李自成的波折,自成本人简直不许负专门负责,而牛太白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离十足的负担。

像吴三桂那么规范的时机主义者,在初对于自本钱有归附之心,不过尚在迟疑迟疑罢了。这差不离是为普遍的史家所公认的事。纵然李岩的谏言被接收,先给其爷儿俩以高爵厚禄,而不是刘宗敏式的敲索绑票,三桂谅不至于“为朱颜”而“冲冠一怒”。纵然他对于吴三桂要不谦和,象刘宗敏那么的一等上将该当亲领队伍去坐镇山嘉峪关,以防三桂的背叛和满清的侵蚀,而把追贼的事让给刑官去干也尽不妨独当一面了。但是究竟却恰得其反。防山嘉峪关的惟有几千人,宏大的队伍都住在都城里享乐。开始派去和吴三桂交战的是降将唐通,更难免有点一致儿戏。就如许在都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仍旧降清,并诱引外族加入关贸总协定组织之后,四月份十九日才由自成亲身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在这功夫留守都城的丞相牛太白星是还好吗的生存呢?“大轿门棍,洒金扁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来往拜客,牛高请故乡”(《甲申传信录》),宁靖首相的风范果然矣。

自成以四月份十九日亲征,二十六日败归,二十九日摆脱北京,首途向西安进发。反面却被吴三桂紧紧的追着,一败于定州,再败于真定,损兵折将,连自成本人也带了箭伤。在这时候河南州县多被南京的暴力恢复了,而悲剧人物李岩,也到了他实行悲剧的功夫。

李岩者,故劝自成以不杀收民心者也。及陷都城,养护懿安王后令寻短见。又独于士医生无所拷掠,太白星等大忌之。定州之败,河南州县多归正,自成召诸将议,岩请率兵往。太白星阴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概,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土,假以大兵,必不行制。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因谮其欲反。自成令太白星与岩饮,杀之。贼群崩溃。”(《明史李自成传》)

《明亡述略》、《明季北略》及《剿闯小史》都同样报告到这件事。唯后二种言李岩与李牟伯仲二人同声被杀,而在二李被杀之后口口网,还说到宋献策和刘宗敏的反馈。

宋献策素善李岩,遂往见刘宗敏,以辞激之。宗敏怒曰:“彼(指牛)无一箭功,敢擅杀两上将,须诛之。”由是自成将相离心,献策他往,宗敏率众赴河南。(《北略》)

真实是表露出了“崩溃”的场合。李岩与李牟毕竟是否伯仲,史料上有些收支,在此不愿波及。献策与宗敏,据《李自成传》,后为清兵所擒,遭了屠戮。自成固然回到了西安,但在第二年仲春潼关失手,所以又回复了往日流寇的模样,窜入河南湖北,为清兵所穷追,竟于暮秋丧失于湖北通城之宫调山,死时年仅三十九岁(一六零六——一六四五)。余部归降何腾蛟,介入了南明抗清的部队。牛太白星不知所终。

这不管如何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天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上面来看,悲剧的意旨更加深沉。纵然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懒惰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趁早采用了樊笼策略,清人断不至于那么快的便入了关。又纵然李岩恢复河南之议获得实行,以李岩的深得民心,必能独当部分,把农夫翻身的战役变化而为对外族侵吞的搏斗。纵然产生了那么的场合,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简单浮夸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手之后也决不敢那么劳师穷追,使自成陷入绝地。纵然免掉了那些缺点,在民族上面岂不也就不妨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外族所遏制的运气了吗?就如许,部分的悲剧夸大而变成了民族的悲剧,这意旨不许说是不够深沉的。

出色一位建国的雄略之主,在统制一恒定了之后,便要杀戮元勋,这差不离是自汉此后历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纵然胜利了(纵然没有外祸,他必定是胜利了的),他的代办农夫便宜的疏通早迟也会蜕变,而他必定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们的藏弓烹狗的“善政”不妨说是断难不同。但是对于李岩们的杀戮却也不免太早了。纵然李岩有背离的动作,或拟投南明,或拟投满清,那杀之也无怅然,但即是谗害他的牛太白星也然而说他不愿久居人下罢了,简直是杀得没有原因。但这负担与其让李自成来负,无宁是该当让卖友的丞相牛太白星来负。

三世纪了,民族的余恨幸已取消,而三世纪前当事者的功罪早是该当领会确定的功夫。从民族的态度上去说,崇祯帝和牛太白星所犯的缺点最大,她们都不妨说是两位民族的犯人。而李岩的悲剧是长久犯得着余味的。

一九四四年季春十日完稿

(附识)此文以一九四四年季春十九日在重庆《新华晚报》上注销,连载四日。二十四日人民党《中心晚报》特意写一社评,对我报复。人民党反革命的为难相是很可悯笑的。

①“炀灶”是说人君受隐瞒。譬之如灶,一人在灶前炀火隐蔽灶门,则余人不得炀,亦无由见霞光。根源见《韩非于•难四》及《战国策•赵策》。--作家注

②手实法,唐代曾实行,限群众于年终自陈其地步以定租额。来神宗时吕惠卿亦行本法,甚为劣绅田主等所阻碍。--作家注

③巴未亡人清以丹穴脱贫致富,始皇曾为筑女怀清台。见《诗经•货殖传记》。--作家注

④卜式以牧畜脱贫致富,汉武帝有事于匈奴,卜式输助军饷,武帝曾赞美之。事见《诗经•平准书》。--作家注

⑤“十八孩儿兑上坐,当从陕西动兵以得世界”;“十八孩儿”或“十八子”切李字。“兑”在八卦方位图中是正西方的卦,其上为乾。乾是西朔方的卦。李自成兴起于陕西,陕西地处西北,当于乾位,故言“兑上坐”。又“乾为君”,故言“得世界”。--作家注

⑥说文社于一九四四年出书此书,封皮的书名为《李闯王》。按:《剿闯小史》其书,称呼纷歧,据今见到的说文社一九四四年头版和一九四六年重版,封皮为《李闯王》;张继《叙》却标名为《李闯贼史》;无竞氏《叙》又标名为《剿闯小史》;各卷标名也不普遍,第一卷至五卷为《剿闯小史》,第六卷至十卷为《馘闯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