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月22日, 2014 103次
其创始人是美国社会学家加芬克尔。常人方法学的基本观点：1、反思性：传统社会学太过缺少自我批判。2、传统社会学未能真正从日常现实生活中建构知识，背叛社会事实。3、传统社会学把把生活世界当作取材对象，殊不知每一种题题都能单独扮演主题的角色。4、在讨论科层制或组织内行动时，常人方法论则研究行动者使用这些因素的实际情形。5、常人方法学主张社会化是小孩与成人之间的双向沟通的互动关系。扩展资料常人方法学认为，在日常实践过程中，行动、说明和场景构成了复杂的整体，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辩证关系，它们互为条件使实践行动具有反身性。这就是说，行动与环境是不断地处于相互建构之中的。于是，在常人方法学看来，对人们行动的理解应该是对其实践系统的理解。吉登斯关于行动的反思性监控的概念说明了作为一个持续过程的人的能动行动的复杂性。他认为，人们是根据自己的动机而采取行动的，并且对自己的行动保持着理论化的理解，这使人的行动总是表现出目的性，这就是行动的反思性监控。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常人方法论
加芬克尔。常人方法学也称民本土方法论或俗民方法学，是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互动中使用方法的理论，其创始人是美国社会学家加芬克尔。常人方法学代表人物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萨克斯、谢格洛夫 (Emanuel Schegloff)、沙德诺 (David Sudnow)、特纳 (Roy Turner)等。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沟通和社会行动具有“索引性”，即当事人的实践活动运用共同完成且未经申明的假设和共享知识进行。由于日常语言和实践行动是以“索引性表达”的方式进行的，所以仅从遵守规则的角度来考虑行动问题并不合适。加芬克尔发现，在日常谈话中人们之间的互相理解不仅基于当事人说出来的东西，而且根据大量谈话中未提到的因素，即言外之意。对这些言外之意的理解要依赖于谈话所涉及的当事人最近的互动发展过程及前景预期，依赖于对话发展的一系列时间上连贯的表达，依赖于谈话过程等。扩展资料：常人方法学非常强调个人间的微观互动过程，强调对行为者主观意图的理解，并把这种原则应用于经验研究，从而在方法论上发展和充实韦伯的理解的社会学。它的彻底反思性和批判性也为社会学界注入了新的活力，开启新的思考角度。1970年代以来，常人方法学作为一种新的学派已逐渐被社会学界所接受。 它的局限性在于缺乏对时间和历史的关注。如果仅仅站在一个似乎“超然”的立场上，指责现有社会分析的缺陷，这是远远不够的。批判和批评应该仅仅是一个开端，真正创造性的工作是清理理论遗产，进行广泛对话。这也便是常人方法学要面临的挑战。常人方法学认为，在日常实践过程中，行动、说明（即行动可被观察、被报道）和场景构成了复杂的整体，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辩证关系，它们互为条件使实践行动具有反身性。这就是说，行动与环境是不断地处于相互建构之中的。于是，在常人方法学看来，对人们行动的理解应该是对其实践系统的理解。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常人方法学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常人方法学也称民本土方法论或俗民方法学，是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互动中使用方法的理论，其创始人是美国社会学家哈德罗·加芬克尔。哈罗德·加芬克尔，美国社会学家，民俗学方法论的创始人。生于新泽西州，就学于哈佛大学。1954年后，长期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195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54年以来，长期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代表作有《民俗学方法论研究》(1967)。加芬克尔曾师从T.帕森斯，学术思想曾受帕森斯、A.舒茨、A.哥维兹和E.胡塞尔的影响。
一、 常人方法学在思维方式上的革命常人方法学坚决反对传统社会学所持有的科学主义立场，力图从日常生活世界出发，用常人处理日常生活、人与人交往互动的方法，而不是使用有诸多预设的科学研究方法。认为社会学、科学研究也与日常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或者说日常活动是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甚至自然科学工作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常人方法学就使社会学放弃了作为客体对立面的主体地位，各种科学研究者的活动不再具有二元论思维方式中的那种主体地位，他不仅是一个在社会生活之中的观察者、反映者、辨析和评判者，一个构造者、整理者与实践者，更是一个在日常交往关系中的受动者，他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地接受来自研究对象的主动作用。这样，常人方法学究克服了科学主义。同时，由于他把研究者也纳入主体间性关系之中思考，因此是彻底经验主义的，常人方法学理论因此也就具有了反思性，克服了传统社会学理论想把社会当成一种经验世界来研究，但又站在经验世界之外，而不能真正理解行动者行动的意义这个矛盾。二、 常人方法学的重要影响1、常人方法学从彻底的经验一元论出发，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社会的全新图像。2、具有新的思维方式的常人方法学，使社会学从神化走向人化。三、 常人方法学的局限1、常人方法学所研究的问题还比较狭窄。2、常人方法学家之间虽然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但其理论分支之间有时存在相互矛盾之处。3、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常人方法学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http://www.docin.com/p-43497762.html 常人方法学：着力于发现社会生活中隐含的、通常没有说出来的假设和共识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常常使用打破共识这种方式来解释共识的存在。 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跟自然主义的定性实地研究存在相当的差异。根源于现象学的哲学传统，这也是常人方法学者对人们报告其真实经历持怀疑态度的原因所在（Gubrium and Holstein , 1997）。舒茨（Alfred Schutz ,1967,1970）将现象学引人社会学，他认为真实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而不是外在的。人们不是以自然的方式来描述世界，而是以一种他们认为有意义的方式来描述世界。这样，现象学者认为怀特的街角帮是以他们的方式来描述他们的帮派生活的。但是，他们的报告不会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这样就是有意义的。这样，研究者就不能够依赖于他们的研究对象的故事来准确地描绘社会真实。 传统的民族志学者认为应该投身于特定的文化，并报告线人的故事；而常人方法学的目的则是理解线人对世界的理解。这样，一些实地研究者就觉得需要一些技巧来解释人们是如何理解日常世界的。如：加芬克尔认为研究者可以通过打破常规来揭示人们想当然的规则。加芬克尔因他和他的学生一起做的一系列“破坏实验”而出名。所谓的“破坏实验”就是要打破常规（Heritage,1984）。比如，加芬克尔（1967）让他的学生做了一个“谈话澄清实验”他要求学生和熟人或者朋友进行一般的谈话，但是要求对方对每一个陈述都作出澄清。通过这种技巧，他们发现了那些被想当然的谈话要素。下面是加芬克尔的学生所做的两个实验 ( 1967 : 42 ) ：案例1：研究对象告诉实验者说他前天上班的时候车胎没气了。研究对象：我的车胎没气了！实验者：你的车胎没气了？什么意思？她立即显得很惊讶。然后气呼呼地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车胎没气了就是车胎没气了！这就是我的意思。没有别的！真是个变态的问题！”案例2：研究对象欢快地在挥手。研究对象：怎么样？实验者：你说的怎么样指的是什么？我的健康、财富、作业、思想状态还是我的其他什么？研究对象：（脸红而且马上失去控制。）你看！刚才我是很友好的。坦白说，我并不是要诅咒你。通过“悬括”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谈话中的期望，实验者就会发现平时互动的微妙之处。比如，虽然“怎样？”有很多可能的含义，但在互动中我们总是能够精确地知道其中的含义。常人方法学者并不是简单地对研究对象如何理解世界感兴趣在案例中，研究对象肯定会认为实验者相当无礼、愚蠢，或者傲慢。对话本身（不是线人）成为了常人方法学研究的对象。总的来说，常人方法学的焦点是“互动”的潜在模式，正是这些模式规制着我们日常生活。 常人方法学者相信坚持自然主义分析的研究者会“失去分析常识世界及其文化的能力，因为他们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和视角本身就是他们所要研究的世界或者文化的一部分”( Gubrium and Holstein,1997 : 43）。就自然主义方法和常人方法学之间的差异，韦德（ Laurence Wieder ）给出了一个绝佳的例子（Gubrium and Holstein,1997）。在其研究（ 《语言和社会真实：罪犯密码的案例》，1988）中，韦德刚开始时使用的是民族志的方法：他走进监狱并与囚犯交朋友，进行参与观察。他认真地记录了舍友之间，以及囚犯和监管者之间的互动。他最初的目的是要描述罪犯的真实生活。韦德的观察使得他发现了“罪犯密码”，而他认为正是这些罪犯密码导致了罪犯针对监管者的异常行为。这些密码包括了一系列的规则，比如“不准亲屁股”、“不准告密”和“不要相信监管者”等。这些规则也是部分罪犯用来抵制监管者帮助他们实现从监狱向社区转变的工具。韦德意识到这些密码不仅仅是对异常行为的揭示，更是“道德说教和正义的手段” ( Wieder , 1988:175）。在这一点，韦德从自然主义方法转向了常人方法学：自然主义实地研究者的目的是要理解参与者所理解的社会生活，而常人方法学者则试图找到达成理解的方法。在罪犯密码这个案例中，韦德意识到罪犯利用密码来理解他们之间的互动和他们与监管者之间的互动，民族志方法也就由此转向了常人方法学。比如，罪犯将会说：“你知道的，我不会告密的。”他用这句话来拒绝回答韦德的问题 (p.168）。对于韦德来说，密码“就像是中止或者改变谈论话题的工具” (p.175）。甚至监管者也会利用密码来为他们不愿意帮助罪犯做辩护。虽然密码约束着行为，但也是控制互动的一种工具。
唐朝杰出的天文学家僧一行是世界上用科学方法实测地球子午线长度的创始人。僧一行还创造了一架黄道游仪，用来观测日、月、五星的位置和运动情况。一行通过观察，发现了恒星位置移动的现象。这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1718年提出恒星自行的观点早了将近一千年。
唐朝杰出的天文学家僧一行是世界上用科学方法实测地球子午线长度的创始人。公元724-725年，一行组织了全国13个点的天文大地测量。这次测量以天文学家南宫说等人在河南的工作最为重要。一行从南宫说等人测量的数据中，得出了北极高度相差一度，南北距离就相差351里80步（合现代131.3公里）的结论。这个数据就是地球子午线一度的弧长。这与现在计算北纬34°5地方子午线一度弧长110.6公里，仅差20.7公里。
僧一行
唐朝杰出的天文学家僧一行是世界上用科学方法实测地球子午线长度的创始人。僧一行还创造了一架黄道游仪，用来观测日、月、五星的位置和运动情况。一行通过观察，发现了恒星位置移动的现象。这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1718年提出恒星自行的观点早了将近一千年。
中国科举制度的创始人左雄 左雄(?—138年)，字伯豪，东汉南阳人。他少有大志，聪明好学，知识渊博；品性笃厚，善助邻里，誉满郡县。汉顺帝刘保拜他为议。左雄针对各郡县“举孝廉”的种种弊端，多次上书汉顺帝刘保，实行考试选官制度。他在奏折中写道：郡守县令所举孝廉依己之好恶而定，因而，“言善不积德，论功不据实，虚诞者获誉，构检者离毁。……朱紫同色，清浊不分。”基于这种不良吏治，左雄上书建议实行考试选官制度：自今起考廉不到四十者不得察举。凡被举者，先经公府严格考察后，考试家法(即必考孝悌之类的传统知识)和奏章，然后在端门公布考试成绩，审核其真实，以才取官，改善社会风尚。凡违背考试法规者，依法治罪。若有奇才者，不受年龄限制。同时，左雄还提出严惩不轨荐举者的种种规定。 汉顺帝刘保准予左雄的科举考试的选官制度，自此之后，开始逐步实行并完善了科举制度。 本回答由网友推荐
左雄(?—138年)，字伯豪，东汉南阳人。他少有大志，聪明好学，知识渊博；品性笃厚，善助邻里，誉满郡县。汉顺帝刘保拜他为议。左雄针对各郡县“举孝廉”的种种弊端，多次上书汉顺帝刘保，实行考试选官制度。他在奏折中写道：郡守县令所举孝廉依己之好恶而定，因而，“言善不积德，论功不据实，虚诞者获誉，构检者离毁。……朱紫同色，清浊不分。”基于这种不良吏治，左雄上书建议实行考试选官制度：自今起考廉不到四十者不得察举。凡被举者，先经公府严格考察后，考试家法(即必考孝悌之类的传统知识)和奏章，然后在端门公布考试成绩，审核其真实，以才取官，改善社会风尚。凡违背考试法规者，依法治罪。若有奇才者，不受年龄限制。同时，左雄还提出严惩不轨荐举者的种种规定。 汉顺帝刘保准予左雄的科举考试的选官制度，自此之后，开始逐步实行并完善了科举制度。
隋文帝杨坚。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朝。隋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他令"诸州岁贡三人"参加考试，合格者可以做官。据史载，开皇三年（583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应为开皇七年（587），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1]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四月，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10科举人。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取士，这标志着科举制正式诞生了。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隋朝灭亡后，唐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是完善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在唐朝，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进士考时务策和诗赋、文章，明经考时务策与经义；前者难，后者易）。 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即位后，大大扩充了国学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交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而在唐代最著名的武状元便是郭子仪了。 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他在位期间，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很多很有才学的人。开元年间，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以后成为定制。编辑本段科举制度改革时期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宋代“重文轻武”，所以也很重视科举考试，但后期导致选官过冗过滥。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两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誊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宋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宋代的科考分为三级：解试（州试）、省试（由礼部举行）和殿试。解试由各地方进行，通过的举人可以进京参加省试。省试在贡院内进行，连考三天。为了防止作弊，考官俱为临时委派，并由多人担任。考官获任后要即赴贡院，不得与外界往来，称为锁院。考生到达贡院后，要对号入座，同考官一样不得离场。试卷要糊名、誊录，并且由多人阅卷。而殿试则于宫内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及定出名次。自宋代起，凡于殿试中进士者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 南、北宋三百二十年，总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取进士二万人以上。编辑本段科举中落与创新时期 1238年，戊戌选试录取4,030人。后因故中止，至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才再次开办。 元代的科举制度基本沿袭宋代，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科举分为地方的乡试，和在京师进行的会试及殿试。元代科举只考一科，但分成左右榜。右榜供蒙古人、色目人应考；乡试时只考两场，要求相对较简单。左榜供汉人、南人应考，乡试时考三场，要求相对较严格。乡试、会试考获名单俱按种族分配。 元朝自仁宗至顺帝时灭亡止，科举停办两次，共举办过十六次，取进士1,139人，国子学录取284人，总计1,423 人。但元科举所选人材通常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元政府中产生的影响也不大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
隋炀帝：正式设立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度正式创立，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看法，按成绩选拔人才；唐太宗：重视人才培养选拔，扩充国学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科；武则天：大力提倡科举，创立殿试与武举；唐玄宗：诗赋成为进士科考试的主要内容。
隋文帝杨坚，怕老婆第一人，
隋朝开始有科举，一共两个皇帝二选一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