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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22日, 2014 156次

无论语文课本的编写将走向哪里，它都应该给学生提供真诚的表达、传达朴素的情感。/《城南旧事》

好的语文教育，对塑造一个人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通过语文课，我们不仅学习文字、学习文学、学习文化，同时培养各种基本技能——阅读理解能力、逻辑分析、论证、清晰而有说服力的交流、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等等，为日后的人生打下基础。

我们都应该重新上一堂语文课——不论年龄高低、不论境遇如何，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开始。

——《新周刊》第576期《重修语文》

学了十几年语文，你有可能还不知道那些经典课文的原貌长什么样。

5月21日，UP主@二二酸酸制作的视频《语文教材中的“已删节”原文有多厉害》冲上视频网站热门，一个多月过去，播放量已经接近九百万，相关讨论还在继续。在该视频中，UP主二二酸酸通过对比语文教材中的课文和原文，认为多处后期编在满足基础教育需求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者字斟句酌的韵味。

评论区里，很多人表示这是有一次知道，那些年永远记不住的语文课文原来并不是真正的“原文”。

一众“苦语文久矣”的网友终于找到了与自己和解的理由：不是我不明白，这课文改得太快。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反对者质疑，片面介绍删改，却不考虑语文课本的受众和功能，并不合理，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并非文学鉴赏课，根据学生的接受程度做出修改合情合理。

6月初，演讲平台一席发布语文研究者、语文教师郭初阳的文章《“遵照原文，未加改动”，我看到这八个字，真是喜极而泣》，提出类似的问题，再次引发讨论。

关于语文课本修改的争议由来已久，那些被收入课本的文章，究竟是弄巧成拙的魔改，还是适合相应学龄段学生的妙笔，或许才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终极阅读理解题。

“缺斤少两”的语文课本

关于教材中原文改动的讨论由来已久，时间推回到十二年前，2009年5月，一篇名为《818我们以前语文课本上被删改的文章》的帖子出现在天涯论坛。彼时的语文教材遵循的仍然是90年代以来的“一纲多本”编撰体制，各地区可根据大纲结合当地情况编写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也就是说全国的小朋友还没用上同一套语文书。

在那篇热帖中，当时主流的几个版本的语文教材均被指出不同程度的删改情况，且因为没有统一的固定标准，各地教材能把同一篇经典文章改出好几个版本。针对这一问题，学者温儒敏、顾之川都曾批评过“一纲多本”下教科书体系混乱的情况。

总有一本语文教材让你泪流满面。

2016年以后，耗时四年编撰的部编本教材开始逐渐替代此前的各地区版本，进入课堂，截至2019年，已经覆盖了小学和初中的所有年级，以及部分地区的高中年级。在这套部编本语文教材中，除了学生最害怕的那句“熟读并背诵全文”，还出现了大量“有删改”、“有删节”、“有改动”字样。

根据一些研究的统计结果，目前这套在全国使用的语文教材，删改范围还是很大的。初中三年的全部课文，有删改的在50%以上，其中删改比例最小的九年级下册也将近30%，而改动最多的八年级下册则高达近七成。具体到单篇课文，例如节选自《沙乡年鉴》一书的课文《大雁归来》就存在一百余处改动，涉及十四种删改方式，作者见了课文大概都要重新熟读。

文章是怎么变成课文的？/《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课文删改现象研究》

或许因为改动文言文的难度较高，课本中收入的文言文还主要以小幅删减为主。一到现代文部分，删改就变得特别常见。无论老舍、萧红、林海音，还是茨威格、雨果、莫泊桑，几乎都被改了一遍。

例如收录在部编本六年级下册的《北京的春节》，老舍先生的原文有2500余字，课文只保留了1300余字。或许是篇幅所限，文中巨细靡遗而又趣味横生的北京民俗，被缩写成相对简单的介绍文字。

无论是否做修改，节选总不能反映全貌。《城南旧事》中关于旧时光的愁绪，很难在课本的篇幅中体现，也很难为小学生理解，还需要阅读原著。/ 电影《城南旧事》

大作家尚且如此，那些知名度稍逊的作品，修改程度也许更甚。例如张之路的《羚羊木雕》，讲述了主人公将父亲从非洲带回来的羚羊木雕送给了好朋友，最终在父母的压力下把木雕要回来的故事，至今还能引发网友们喋喋不休的道德讨论。

高赞答案纷纷将课本里的《羚羊木雕》作为反面教材。

这篇文章现收录于部编本七年级上册的语文课本中，而其作者张之路多年以前就对这篇文章的改编表示不满。《羚羊木雕》的原文是发表于1984年的小说《反悔》，课文收录时不仅将原文中的男孩子万方性转为女生万芳，还因为删去了太多故事背景，导致本来慈爱温柔，为孩子着想的母亲被改成了一开口就达到“父母皆祸害”小组投稿水平的后妈文学形象。

如果说大部分课文修改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更轻松地理解内容，那这样极端的改动，可能只会让十多岁的孩子们更加摸不着头脑。

为什么教材需要修改原文？

近现代语文教育的历史其实并不长，自1904年根据《奏定中学堂章程》将语文单独设科，语文教育才逐渐从科举时代的四书五经中独立出来，而针对语文教材中课文的改动，始终伴随着教育和社会观念而变化。

在2009年针对课文删改的讨论中，一则关于林嗣环的《口技》的删改最引人注目。很多人不知道，原文在“妇人惊觉欠身”与“既而儿醒，大啼”两句之间，其实还有一句“（妇人）摇其夫语猥亵事，初不甚应，妇摇之不止，则二人语渐间杂，床又从中戛戛”。早在1935年夏丏尊、叶圣陶编著的《国学百八课》里就已将此句删去。

1933年的课本就删去了美人出浴这一比喻。/《初级中学北新文选》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在收入民国的国文课本时，也以“浮薄淫靡”的理由删去了将荷花比喻为“刚出浴的美人”以及引用梁元帝《采莲赋》的部分。

作为旧时民间技艺，口技艺人用荤段子招徕听众无可厚非，但这种内容出现在课堂上就的确不合时宜了，所以在今天的课本中仍然沿用了这一处理。而随着观念的进一步开放，当年《荷塘月色》的删改早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从而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

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当时提倡五讲四美，同时考虑到闻一多的形象，在将臧克家《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收入课本时，删去了文中“抽红锡包烟漂白了屋子”和“三个月不下楼不梳头”的表述。

据说编辑将改稿送给臧克家过目时，老先生开始还有些不太高兴，编辑指着文中“众物腾跃”一词说：“这个形容很漂亮，虽然讲的是桌子上东西太乱了，但我坚持保留。”臧克家听后嘿嘿一笑，放了编辑一马。

这类内容删改虽然让人津津乐道，但在编辑过程中所占的比例实际上并不大。更多的删改则是出于规范化的要求，这也是不少一线教育工作者支持删改的理由。语文课本收录的文章涉及到不同年代的文本，外国文章还会涉及到不同的译本，与现在通行的汉语使用标准之间，自然存在不小的差异。

教材怎么编，是一项复杂的大工程。/《编舟记》

繁简体、异体字、错别字、词汇的搭配、标点符号的使用，这一部分才是语文课本编撰中最为繁琐却又不引人注目的内容。在“的地得”警察已经成为互联网濒危物种的今天，语文教科书仍然承担着确立一种汉语标准的责任。

正如主持编撰新中国第一套中学语文课本的叶圣陶所说：“选定之文，或不免须与加工。加工者，非过为挑剔，俾作者难堪也。该欲示学生以文章之范、斯于文质兼美，则文中疏漏之处，自当为之修补润色。”

不过这种规范化的标准，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文章的个人气质，老舍、梁实秋的京腔京韵，贾平凹的老陕味儿，萧红的东北气质，统统变成了规整的教材体。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学习，不得已牺牲了一部分文学性。

当我们告别教材以后

早在上世纪20年代，梁启超就在《中学国文教学概要》的序言中感叹国文教学的六大难处：一是教材选取课文缺乏深浅、是非标准；二是旧论新说，孰优孰劣，莫衷一是；三是人人可以凭一己之偏见而抹煞其他；四是“国文”本身，界说不清；五是名为一科，实际上内部头绪纷繁，内容庞杂；六是文海浩繁，去芜存菁，非有“伟大学力”者不足以胜任。

鲁迅希望学生背诵自己的文章吗？/《觉醒年代》

语文教育离不开文学，却又并不完全等同于文学，它当然首先是对于国人汉语言使用的培养，但其意义又远远超出了识文断句的范畴，具有强烈的公共性。正因如此，针对孩子们编写的教材，实际上无可避免地是成年人观念的投射，“何为适合孩子学习的课文”，就成了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在编撰课本的过程中，当然要考虑未成年人的理解能力，这一前提无可厚非。对于课文修改的热议，更多体现的是当曾经的孩子们长大成人，对文学、对世界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对照原文，开始不认可某些修改。

单元结构到底方便了谁？/《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选文系统研究》

无论是之前“一纲多本”还是现在的“一纲一本”，语文教材的编写都有着清晰的单元结构，从文体到主题都相对固定。这种条理分明的单元结构的确便利了语文教学与考核的同时，也致使文章中不符合主题和文体要求的枝蔓受到一定程度的修剪。

例如鲁迅的名篇《社戏》，原文中还有前半部分“我”长大后在北京看戏的两次不太愉快的经历。原文不仅利用北京戏园里的人事，来反衬儿时平桥村的快乐，而且还通过理想中故乡的完美，来反衬现实中故乡的残破。然而因为《社戏》所在的单元是“民风民俗”，为了紧扣主题，前半部分完全被删去，相当于给迅瓮的文章换了个主题。

就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鲁迅的文章要毕业后才能读懂。/ 电影《阿Q正传》

除了单元结构的限制，一些专有的名词也会因超出孩子的理解范围而隐去。例如老舍的《草原》中“就像没骨画那样，只用绿色渲染，没有用笔勾勒，于是，到处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就被改成了“就像只用绿色渲染，不用墨线勾勒的中国画那样，到处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

修改版直接对“没骨画”这一专有名词做出解释。《苏州园林》中将游览园林比作观赏宋元工笔云山或者倪云林的小品，也因为内容“超纲”而被修改。

时代在变，学生也在变，今天的孩子，有了更多的媒介手段了解倪云林的画。/《容膝斋图》

当然，无论是从规范化教学还是从减轻孩子们学习负担的角度，都不应该过分苛责编撰者的良苦用心。考虑到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理解能力差异，和在其他科目挤压下不断缩水的语文课时长，选出数十篇兼顾不同主题、不同题材，同时还能够直接使用的文章并不现实。修改是必要的，但具体怎么改，改成什么样，还需要细细考究。

重要的是，要力求在方便教学和保留文学性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在1999年启动的第八次课程改革明确提出了语文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的理念，语文教育不是单纯的识文断字，还关于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它更像是撒下一把种子，并不在意究竟哪几颗会生根发芽，长成几簇坚韧的野草也好，长成一片参天巨树也罢，只希望孩子们在未来能借由它们锚定于生活的乱流。